資料來源:周祝瑛（2000）。猪肉攤上的教育家。臺北：南宏。

中美大學教師男女有別

    儘管國內很少針對男女大學教師獎酬差異問題做研究，不過根據筆者在九○年代針對台灣地區大學教師的抽樣調查中發現：

1.女性教師的校內外總收入顯著低於男性；

2.女性較難升到教授一級，且升遷速度較慢；

3.女生較少有擔任高級主管的機會；

4.男性對於學術獎酬中之性別差異問題較不注意；

5.人際網絡的建立與擴展有助於提高男性收入；

6.在升等上，博士學位對女性比男性更加重要；

7.負擔家務對男性收入的負面影響遠較女性來得大；

8.已婚女性每週平均較男性多做十六小時以上家務事。

   綜合上述研究，也可看出中美兩國男女大學教師的獎酬差異情形：

(一)以升等年限為例，台灣女性教師較難升到教授一級；而根據美國的研究，一般大學教師較難升到副教授一級，原因是多數美國大學在講師及副教授間設有助理教授一級。從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即永任資格的取得上評審非常嚴格且費時，一般人不容易獲得。不過，一旦取得永任資料，往後升到教授的比率反而較大。反觀台灣的大學教師，以往許多獲有博士學位者即以副教授聘任。對女性而言，由於愈到高階層，愈難被納入決策核心與人際網絡；因此，愈到教授一級的升等，女性所面臨的困難也愈大。

(二)以共同合作研究的風氣來看，儘管有科系的不同，台灣地區的大學教師較美國教師傾向單獨作業；究竟這是由於國內教育政策甚少鼓勵跨校或跨系的合作研究，或者有其他因素使然仍有待進一步探討。不過中美教師共同印證的一點是：男性的總收入會因人際網絡的拓展而提高；反之，獨立作業則代表男性收入較低。

(三)以配偶是否也從事學術工作而言，台灣的研究結果恰好與美國的相反。在台灣，另一半也在學術界工作反而成為大學教師收入的負預測變數，換句話說，配偶也在學術界工作的人，收入通常比較少。究竟這樣的結果是因為在台灣地區，雙薪家庭經濟較不虞匱乏，以致不需任何一方格外努力賺錢，或者因夫婦兩人皆在學術界服務，較重視精神層面，反而忽略金錢追求的緣故，原因尚需進一步證實。

(四)就職業變遷而言，國內的情況不像美國教授一樣常須變更工作地點來達到升等目的，台灣的大學教師多任教於同一所學校。由於就業市場較小，校際間的職務變動在台灣不見得能帶來升等。

(五)以負擔家務而言，中美兩國的女性大學教師仍被期待擔負較多的家務及養育兒女的責任。如同美國女大學教師一樣，我國女性教師每週花在家務上的時間為男同事的三倍。有趣的是，我國男性教師的總薪資會因從事家務而減少。究其原因，可能是由於台灣地區的家務事大多由女性所負責，因此參與家事與否對女性的收入多寡反不具鑑別力；反之，對大多不負擔家務的男性教師而言，做家事反而使他們成了「異類」，分散了從事學術活動的時間，總收入也相形地減少了。不過上述的研究發現卻不應淪為男性拒絕參與家務的藉口，尤其在愈來愈多女性投入學術工作的台灣地區，家務分工更有賴兩性共同參與。

(六)以「懼怕成功」心理而言，中美兩地的女大學教師仍然在意個人是否能符合傳統女性顧家的角色。尤其是許多年輕的台灣女教師仍然擔心個人的事業成就是否會超越配偶。結果，不少身兼家庭與事業的女性，一方面缺少社會、學校的支持，再加上學界處處隱微的性別歧視，使得這些女性為了符合傳統角色，在最初應徵工作及後來的任教生涯中比較容易處處妥協，並接受較荷刻的條件。

(七)就「博士學位」而言，對中美女教師在求職、研究、升等及擔任行政主管的機會上同樣重要。許多研究同時指出中美兩國女性在待遇上遠遜於相同條件的男性同儕。為了彌補此種差別待遇，女性必須透過提高個人教育水準，來縮小距離。因此，擁有博士學位對女性從事學術生涯，縮短兩性差別待遇，幾乎已成為必備條件。

(八)以擔任行政主管職務而言，中美兩國女教師同樣機會較少。至於在研究出版數量上，兩國女教師的學術著作均低於兩國男性。

(九)以所佔人數比例而言，中美兩國的女性在學術界都占少數：以九○年代初期為例，美國大學教師中女性只占28．8％，台灣則占28％。尤其職級(rank)愈高，女性人數愈少（教授一級美國女性占14％，台灣只有9％）。因此可見，大學任教仍然是以男性為主；職位愈高，女性愈少；台灣的女教授人數比例較美國更低。